松潘外围那片阵地，红军第九次朝胡宗南部压上去。打了好几天，胡宗南这边也快撑不住了。粮食紧，他急急忙忙下令增派挑夫，不管花多大代价，也得把后方的粮运到前线，好让部队继续死守。红军这边也好不到哪儿去。几个战士轮着分吃一个干饼，炊事班早就断了米，锅里连一粒粮都找不出来。老郭翻出珍藏的牛皮口袋，跟大家说，把牛皮煮软了，配上野菜，好歹填填肚子，先撑过这段最难的日子。
全军都为粮食发愁的时候，藏族头人泽旺来了。他观察了这些天，心里大概看明白了：红军是真正替穷苦人打仗的队伍。他说服当地百姓，愿意把存粮卖给红军。这一下，总算解了燃眉之急。
粮食危机刚缓下来，张国焘那边夺权的动作一直没停，反反复复向中央提各种要求。为了维护两军团结，不耽误北上这个大局，毛泽东决定把张国焘、徐向前、陈昌浩三个人请来，再开一次会协商。几个人私下商量，觉得可以把红军总政委的职位让给张国焘。可这样一来，原本担任这个职务的周恩来就太委屈了。正商议着，带病的周恩来自己走了进来，当场表示完全愿意把总政委的职务让出去，一切以红军整体大局为重。
1935年7月18日，中央再次开会，正式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，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委，博古为总政治部主任，并明确规定所有支部队都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、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。为了争取共同北上，中央已经让了很大一步。张国焘还是不满足，紧接着又提出要大幅增加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人数。他想往中央里安插自己的人，弄出多层派系来操控决策。这种牵扯根本组织原则的提议，中央当然坚决拒绝了。
第二天，张国焘特意去找陈赓，想拉拢他，还当面问起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区别。陈赓也没藏着掖着，如实说红一方面军组织性强、纪律严明，相比之下，红四方面军部分队伍的组织性还有提升空间。这话直白得让张国焘心里恼火，可表面上还得装出大度的样子。他话里有话地嘲讽陈赓骑的战马太老旧，那意思明摆着是示威。
也是在那个时候，徐向前专程来拜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。他一直记着多年前分别时毛泽东送他的八个字。就是这八个字，帮他在无数次作战中找准方向、稳住战局。毛泽东当着众人的面，给徐向前颁发了勋章，表彰他过往作战中的突出贡献。7月21日至22日，中央在芦花开会，再次向全军阐明坚持北上的战略方针，把两支队伍的思想认知统一起来。
可张国焘利用手里的总政委职权，擅自更改了原定作战计划，拖慢了部队向松潘推进的节奏。到1935年7月31日，红军攻占松潘最有利的战机已经彻底丧失，中央正式决定停止执行《松潘战役计划》。原本从松潘北上甘南的道路被完全阻断，只能重新制定北上路线，改道经松潘以西地区北上阿坝，再辗转进入甘南。红军就这么被迫踏上穿越茫茫草地的征程，要直面那片自然绝境的生死考验。
之后张国焘又交上来一份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名单，想把自己更多的人安排进中央常委。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人早就看清了他的野心。可为了尽可能维护团结，中央依旧愿意在合理范围内做些适度让步。1935年8月4日至6日，中央开会，只安排张国焘和几名核心领导进会场，其余相关人员都在院外等候。讨论很激烈。会议在8月5日正式通过《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》，明确重申北上是完全正确的战略方向，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是一、四方面军全体面前的核心历史任务。决议还着重强调了两军团结的重要性，要求必须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。会上也适当批评了张国焘坚持南下的错误决策，以及“枪指挥党”的军阀主义倾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