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5年1月，遵义会议开起来了。博古心里压着块石头。他怕自己那些决策失误，最后被人扣上一顶卖国贼的帽子。会上气氛挺僵。毛泽东先开口，没批他，倒把他身上那些旁人比不了的长处一条条摆出来，说他早年受的那套系统教育，在场多数同志还真没有。博古当场就愣住了。他大概没想到，自己此前反对过毛泽东不止一次，人家不但没记仇，还能这么实在地认可他。毛泽东接着把话也说透了。人都有缺点，博古的问题在哪儿？缺长远眼光，又处处被李德掣肘，还得顾着自己那点领导权威，转来转去，独立判断的主见就丢了。
周恩来又把话头提起来，说军事指挥权该由毛泽东来接。在场的人纷纷点头，毛泽东却当场推了。他的意思很明白：军事指挥的核心还是周恩来和朱德，自己在旁边做辅助，出出战略上的参考。他还跟所有人讲红军从诞生那天起是为了什么，让以后的中国一百年都不再受外敌欺压，走到人人自由光明的那条路上去。
1月17日，开了三天的遵义会议正式收尾。会议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，周恩来、朱德继续担军事指挥的核心职责，会后常委分工里，毛泽东作为军事指挥上的重要协助者参与决策。这次会是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、火烧眉毛的关头开的。后来大家都说，那是红军生死攸关的转折点。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指导地位，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形成，最危急的时候，把红军、把中国革命给救了回来。
另一头，国民党那边一边盯着日军的动向，一边还在推“剿共”的部署。川军高层一次军事会议上，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姗姗来迟。川军教导师三旅旅长郭勋祺招呼他上座，那语气听着可不怎么客气，话里带刺。四川“剿共”总司令刘湘倒是示意贺国光坐自己身边。可贺国光一看，主位周围早没他的位置了，只好闷头坐到末席去。刘湘当众解释，自己把剿共指挥部迁到重庆，就是因为蒋介石把参谋团设在重庆，可见对四川这摊子有多看重。贺国光随即分析起来：眼下红军进退维谷，他还把红军大致会往哪个方向攻给推了出来，说川军只要守好防线，红军连喘口气的机会都别想有。刘湘听完，态度一下就变了，赶紧起身把他拉到上座，众人也跟着让座。刘湘当场下令，郭勋祺带部队打前锋，堵红军。
会散了，川军南岸“剿共”总指挥潘文华跟同僚私下咬耳朵：明面上的“狼”得拦在川外，暗处那股力量才有可乘之机。他早打听到，贺国光私底下一直在川军里拉人，刘湘心里也明白，只是不愿明着得罪上头。两个人心里有数，达成默契：红军真要硬着头皮北上入川，川军就死拼阻击；红军要是掉头往别处去，那就顺势放行，实力得留着。
1月19日，红军撤离遵义，往土城、赤水方向开。走之前，红军给当地百姓义诊，群众手里那些苏币，也按比价全兑换了。大部队上路后，战士小龙看见一户老乡家里有个重病人，放心不下，自己留下来给人看病。班长走前反复交代，让他赶紧追上队伍，国民党的追兵已经一步一步逼上来了。
也是这时候，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接到调令，黄开湘来接他的位子。表面上耿飚是职务调整了，可他能回到周恩来身边工作，心里头是高兴的，毛泽东先前叮嘱的那句“机动灵活、运动歼敌”，他一直记着。杨成武把四团那只荣誉水杯塞到耿飚手里，让他留个念想。毛振华站在旁边，脸上不太好看，舍不得老团长走。四团全体官兵都聚在营部门外，给耿飚送行。就在遵义会议开的这些日子里，红十军团自从谭家桥战斗失利后连着作战受挫，被迫从皖赣边掉头南下，往赣东北根据地转移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