遵义会议这天，各团部的负责人陆陆续续往会场赶。王稼祥身体还没好利索，工作人员特意给他弄了张躺椅，让他躺着也能参会。说白了，这会他不能缺席。人到得差不多了，李德最后一个进来。位子早坐满了，他只能往角落里一坐。
主持人博古先讲了议程，让大家一块儿捋捋眼下的形势。国民党内部派系一大堆，谁也不服谁，人心不齐。这对红军来说，倒也不是没缝隙可钻。
形势说完，博古把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总结报告拿了出来。他脸上带着愧疚，说堡垒对堡垒那套打法没执行到位，白白搭进去那么多同志。可问题就在这个“可”字上。整份报告通篇强调客观困难，最要命的决策失误几乎一带而过。这下在场的人不干了，一句接一句地问他：当初明明有更贴近实际的打法，你为什么就是不采纳？结果呢，牺牲收不回来了。
周恩来主动站起来说话了。他讲得很直：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，根子在战略。国民党一层一层往前压，用堡垒推着走，红军偏要“御敌于国门之外”，跟装备强出一大截的敌人硬碰硬打阵地战、堡垒战。这跟拿鸡蛋往石头上砸有什么区别。李德当场就不乐意了，觉得大家是在针对他。周恩来倒没急，冷静地说，自己是“三人团”核心成员之一，战略上出了偏差，总得有人正面扛下来。他愿意接受组织的任何处分，只求给牺牲的将士一个说得过去的交代。
王稼祥马上接话，说周讲得对，还直点博古的总结是在推责任、护着人。屋里所有人跟着附和。博古还想替李德说两句，被人当场堵回去：你从头到尾都在回避自己的判断失误。洛甫把早准备好的报告拿出来，念了一句：“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。”意思再明白不过：博古的指挥脱离中国实际，用空理论瞎指挥，就是教条主义。博古心里清楚，大家不肯放过他的失误，可摆在那儿的事实让他没法驳。洛甫还没停，说当时的领导层根本听不进M泽东那套灵活机动的打法，等于拿红军战士的命在赌。
李德勉强认了批评，可嘴上还是那套：我是苏联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，受过系统训练，我的战术是国际化的，本来能行，是下面没执行到位才失败的。M泽东当场就顶了回去。这套理论放在西方战场也许管用，可脚下这块地方叫中国。苏联经验可以借，生搬硬套不行。他把这几年一场一场战役的伤亡数字摆出来，又说起湘江边上那些半大孩子。为了够上参军的个头，踮着脚量身高，后来几乎全没了。还有他眼看着长大的春伢子，被俘之后自己把肠子扯断也不肯落到敌人手里。这些年轻人死了，难道是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想看到的？马克思主义讲的是实践。在中国干革命，最要紧的就是实事求是。
镜头一转，江西南昌行营。蒋介石为了新生活运动一周年，也想着让国际上看看中国人的新面貌，亲自写了份报告，读给宋美龄听。宋美龄听完，当场挑出几处措辞不妥的地方。另一边，上海的寓所里，鲁迅正和萧军聊文学。两人聊着聊着就说到一块去了：要让这片土地真换个样子，手里这支笔不能丢。
遵义会议一直开到深夜。M泽东把五次反“围剿”从头到尾捋了一遍，说得很清楚：敌我兵力悬殊是事实，可第五次惨败绝不是偶然，主观上的错误能分成三段。进攻时的冒险主义，防御时的保守主义，退却时的逃跑主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