蒋介石给南昌行营第一厅厅长贺国光斟了一杯茶。就这么一下，贺国光捧着杯子，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。他抿了两口，赶紧说茶好。蒋介石不接话，慢慢讲这茶怎么来的。听着像聊茶，其实每句都在告诉贺国光：我看重你。话头一转，又拐到四川的刘湘身上。这套路，贺国光心里有数。
他只好坦白，自己和刘湘是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的同窗。刘湘这人精明得很，蒋介石还觉得他带几分狡诈。刚接触，刘湘就摆条件，蒋介石居然全应了。刘湘要的核心就一条：请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入川，帮着剿共。杨永泰在旁边顺势一推，说参谋团主任让贺国光干。贺国光哪愿意，一个劲儿说自己能力有限，怕干不好。推来推去没推掉，最后还是硬着头皮把差事接了。
镜头切到另一边。刘伯承到军委赴任，周恩来和朱德一眼就看出他心里有疙瘩，干脆当面挑明：官复原职是军委委员会全票通过的，力主把他请回来的，是毛泽东。刘伯承听完，那个难受劲就别提了。当初毛泽东被撤职，他自己也投过赞成票。打了这么多惨仗，他才彻底明白，毛泽东早先讲的那套游击机动，才是真能保住红军主力的路子。说起来也讽刺。
1934年12月20日，中央红军总算跳出被动挨打的局面，掉头往贵州腹地走，直奔黔北。台拱、镇远、施秉，一个接一个拿下。12月29日又克了瓮安，前锋已经顶到乌江南岸。
国民党那边从上到下都窝火。红军这架势，简直像进了无人之境，一路推过去，挡都挡不住。吴奇伟对着地图看来看去，就是摸不准红军到底要往哪儿去。薛岳咬定这是声东击西，他最怕贵阳空了被人端。红军一会儿往西，一会儿又摆出要直扑贵阳的样子，把这帮将领搞得七上八下。他们心里明白，王家烈那条防线要是被红军捅破，他俩也跑不了责任。可贵阳这块地方就摆在眼前，俩人早就打定主意，要借“协防”的名义，把它攥到自己手里。
李德听说部队改了原定计划，火气上来了，直接找周恩来质问。他说红军整天在大山里绕圈子，这就是消极逃跑，前面会议定的决议他压根不认。他还说贺龙、任弼时已经在湘鄂川黔立起了新根据地，把常德方向的一大堆国民党兵牵住了，中央红军就该重返黔东，继续北上跟红二、红六军团会合。朱德当场顶回去：国民党在湘西的封锁线一直在那儿，说没就没？这么折回去，不就是把湘江那一仗再打一遍吗。可博古觉得李德说的也不是全无道理，直接把三人团的身份搬出来压周恩来和朱德，非要立刻重新开会。朱德憋着一肚子气，也只能通知各军团负责人过来，会重开。
王家烈这边，身边人黄淑芬看得挺清楚。蒋介石让薛岳火速驰援贵阳，哪是真心替他守贵州。王家烈自己早就在怀疑这是驱虎吞狼。黄淑芬说得直白，蒋介石先前对他那点示好，说穿了就是把他当鱼饵，哄着他死心塌地替中央军卖命。再看看周围那些友军的做派，他对谁还能有指望。换我我也寒心。
当天夜里，红军紧急开军事会议。毛泽东当众立了保证：全军完全有能力渡过乌江。他讲得很实在，这个决断不是拍脑袋来的，是结合国民党眼下的部署，再加上湘江那一仗的血教训，反复推演过的。红军进了黔北，往北可以找机会跟红四方面军会合，把北上抗日这面旗举起来；往后可以靠着黔北这堆复杂地形跟敌人磨。何况黔军本来就打不了硬仗。黎平会议的决议早就传达到各军团了，全军上下都憋着一口气要过乌江，士气够用，天险也能冲。刘伯承接着提了一条：以后的军事决策，得按多数人意见否决少数人意见这个原则来。
1935年1月，猴场会议正式开起来。李德那套“不过乌江、折返湘西”的主张被彻底否了。会议把话说死：渡乌江，在川黔边建新的苏区根据地，先以遵义为核心，把黔北这块做稳。还有一条更要紧，往后所有作战方针、作战地点、作战时间，都得向中央会议报告。李德独断专行的那点军事指挥权，从制度上就给拿掉了。
会后，杨成武和耿飚按命令带部队渡江。趁着夜色把战士一个个送上竹筏，后边的战士眼睛死死盯着江面，给前面的战友掩护。可乌江这水太急了，竹筏在浪里根本立不住。不少战士直接被掀进冰冷的江水里，被后面的战友捞回岸边。先头渡江的毛振华，却让浪头卷着，没了踪影。
王家烈一边给薛岳发电报求援，一边把全部希望都压在乌江天险上，就盼着它能多拖红军几天。而薛岳和吴奇伟，看到红军留在城墙上的那条标语，“到贵阳还有一百八十里”，当场就乱了阵脚。王家烈的求援电报一到，两人更怕红军是声东击西，绕过去奇袭贵阳。于是在不改变进军贵阳这个大方向的前提下，命令周浑元带第五、第十三、第九十六师，兵分三路，往乌江沿岸的瓮安、余庆、猴场一带侦剿推进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