湘江那一仗刚打完，红军主力还没从伤亡里缓过劲来，李德那边还是老一套，死活看不上毛泽东提的灵活机动打法。人都病得起不来床了，还拉着博古一遍遍叮嘱，说绝不能按毛泽东的思路走。博古也够硬气，一句“方向一点都不能改”，就带着背了一身坛坛罐罐的部队继续往前顶。眼看着又要往国民党军的口袋里钻，周恩来夹在中间能怎么办？劝也劝了，争也争了，最后只能来个折中：各军团先往西进贵州，边走边看，有机会再往北拐，路上真碰上急事再临时商量。这一手后来写进了史书，就是“通道转兵”。众人劝了半天，博古才算勉强点头。旁边的张闻天心里憋得慌——那么多人的正确意见被压着，不就是李德一个人独断闹的嘛。
进了湖南以后，一直被恶性疟疾折腾的毛泽东病情慢慢好转。好久没活动筋骨的人，终于又能翻身上马，迎着山风跑上一段，几个战友看着也来了兴致，一行人顺口就吟起诗来。这些天压在大家心头的沉闷，总算散掉大半。1934年12月12日，红军先头部队把贵州军阀王家烈布置的守军打垮，顺利拿下黎平。进城之后，战士毛振华沿路捡敌军扔下的枪支弹药，攒了不少，悄悄给团部补了家底；之前在战斗中负伤的杨成武也养好了伤，赶到贵州跟大部队会合。
这时候在湖南常德外围，红二军团军团长贺龙接到中央的命令，要他带部队前出到沅水上游一带，掩护主力北上。贺龙盯着地图直叹气，他心里明白，照原定路线硬走，主力很可能又钻进国民党军布好的圈套。想来想去，他决定来一手“围魏救赵”，主动带部队佯攻湘军后方。他料定湘军首领何键一听后方告急，非从前线抽兵回援不可，这样西进的中央红军压力就能小不少。
摆脱了那套僵硬的行军路线之后，战士们的情绪明显不一样了，好久没这么松快地赶过路。行军途中，毛泽东一边走一边教身边的小战士认字，还时不时停下来翻翻他们的作业。队伍走到一处村落旁边，碰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，拖着双腿不便的小孙子沿路讨生活，家里人都在战乱里没了，就剩祖孙俩相依为命。毛泽东赶紧上前扶住摇摇晃晃的老人，把身上的棉衣和干粮全塞到小孙子手里。旁边的战士看着，眼睛都红了。张闻天心里也更定了一层：红军是要给老百姓谋活路的，不能再被李德那套错思路牵着鼻子走。
王家烈听说红军主力进了贵州，连忙给周边友军发电报求援。结果呢？发出去的电报全石沉大海，一封回信都没有。他妻子万淑芬见状，提议直接找南京方面，她亲自给蒋夫人拍电报，让王家烈直接向蒋介石汇报贵州战况。蒋介石接到消息后，马上下令王家烈退守施秉继续围堵红军，同时命令湘军各部在黔东一线布防，桂军则守在湘黔交界处，不许擅自进入贵州境内。
没过多久，红军又开了一次重要会议，商量下一步怎么走。这时候中央已经和共产国际失去联络，远在国外的指挥机构根本不了解中国红军的真实处境，再照搬过去的老经验指挥，肯定不行。毛泽东拿出红一团侦察收集到的一手资料，说明继续西进是眼下最稳妥的方向，同时提出必须丢掉所有不必要的笨重物资和那些坛坛罐罐，轻装前进。这个务实的策略，在场的人一致同意。会上还明确了后续军事行动的分工机制，保证部队指挥秩序不乱；至于总参谋长，大家一致觉得，论资历论专业能力，刘伯承最合适。黎平会议这一场，算是给后来的遵义会议打下了底子。
当天夜里，周恩来找到李德，把会议的全部内容跟他说了。李德一听自己的“三人团”权力被削弱，之前被他撤职的刘伯承又官复原职，当场就大发雷霆。周恩来解释，这次定下的战略方向和人事安排都是集体讨论、一致通过的。李德更激动了，说自己是来帮助中国革命的，还当众指责参会的人是一群乌合之众。这话真把周恩来惹火了。他当场顶了回去：绝不允许这样轻视中国共产党；红军成立以来，所有战士始终严守纪律，不拿百姓一针一线，把群众纪律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。说完转身就走，临走前还劝李德把会议决议认真通读一遍。旁边的博古和翻译员心里也都嘀咕，李德刚才那番言行，实在太过分了。
